新华社记者孙春龙：震区不缺眼泪 要信心和勇

孙春龙5月17日在成都某机场

　　孙春龙，男，1976年生，陕西铜川人。《瞭望东方周刊》社会调查部主任、主笔。主要作品有《山西官煤勾结黑幕》《金三角毒枭禁毒》《中印边境真相》等，曾写过有关陕西的多篇报道，如《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》《陕西政协副主席被双规》《西安网友参政试验》等。

　　孙春龙说：“见惯了‘前线’的地动山摇，回到西安这两天，我能吃能喝能睡。25日下午青川余震，我在床上，震的那几十秒，我动也没动。从另一个角度说，12号以后发生的，都是余震，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尤其在西安，希望大家用理性的角度看余震，不要恐慌。”

　　从14日到24日，孙春龙在震区渡过了10个日夜，期间都发生了什么让这位钢铁汉子在接受访谈时眼中一直泪光闪闪？

　　地震突袭 恐慌忙乱中踏上去震中的路

　　“5月12日地震当天我在家里，当时正在写稿子，突然感觉桌子有一点晃，我第一感觉就是地震，马上就看到灯在晃，我家里还有我母亲和我儿子，我儿子只有10个月大，所以赶快把他们俩弄到楼外，看到20层的高层晃的特别厉害，当时特别紧张”，孙春龙现在提起当时的情景，依然恐怖有余。“我们那个小区距大门很远，我的车在楼下，我赶快把车打开，跑到外面，当时保安还没有反映出来是什么事，我就协助保安把门打开，然后才跑出去。非常恐怖，突然就来了一个地震。”

　　不久，孙春龙马上收到领导的电话短信，此时的他已经知道是汶川发生地震，震级7点多。接到速度赶到地震现场的任务，孙春龙第一时间预定机票，无奈当时的机票已经没有12号当天的，他只能预定第二天的机票，13号早上7点从西安出发，但不巧的是，当他赶到机场时就接到通知，航班取消，因为要往成都运输救灾物资。“没有办法，最后我就自驾车到汉中，然后到成都，在路上车胎爆了，我又找了一个车到四川绵阳，最后去了北川、石坊几个乡镇”。

　　由于走的非常匆忙，加之没有考虑到灾情那么严重，导致他此行较为狼狈，没有带吃的、喝的，也没有考虑到在哪里住。“我想可能就是3、4天，采访完了就可以回来，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准备”。

　　“人性角度上来说，在震区倾听和帮助大于采访”

　　5月12日以来，铺天盖地有关震区的消息震撼着每一个国人的心，那些画面、那些声音时刻让国人揪心。作为一名记者，此刻，他却没有更多地刨根问底式的采访，他所做的，用倾听和帮助获取更多的人性化资料。

　　“从职业的角度我们应该多问，但从人性的角度考虑，我不敢多问。很多时候我拿着记者本站在那儿，他们会给我说，但是我不敢多说什么”。在他心里，过多的问题只能让灾民重现灾难，摧毁他们的意志。

　　“这是我从其他村民那里知道他的情况，有一个乡的副乡长的女儿失踪了，在那种情况下，失踪是一个好听的词，他没有时间到绵阳市找他的女儿和老婆。一个礼拜后，他从乡镇到北川回报工作，然后打算此刻到绵阳市找女儿和老婆。到北川看到悲惨的情况后，他毅然返回工作，他知道太悲惨了，这么久了，没什么希望了。但是最后，他老婆托人给他说，他老婆还活着，当了名志愿者！但女儿还没有消息。听完这个事情之后，我跟他坐在一起很长时间，他把我领到旁边，他们乡党委书记老婆、父母都不在了，他说的是他党委书记的情况，没有说他自己的情况，他是农校毕业，他说：‘我在现场不敢哭，老百姓看到我哭就更坚持不住了。’”

　　说到震区采访，孙春龙说，“他们主动会说，包括绵阳市体育场，这是安置灾民的地方，很多人都会说。我14号就到这里了，当时还没有从恐慌中解脱出来，当时余震不断，当时感觉特别强烈，灾民脸上的恐慌和紧张我一下子就感觉到了。有很多学生一下子就哭起来了，第一次特别大的灾难给他们造成的影响非常大，遇到余震就特别恐慌”。

　　或许真如他所说，只要去倾听，你就会得到很多内容。没有必要去残忍的引爆他们的悲伤。

　　作为一个媒体人，孙春龙坚持：一个媒体的责任，不是把更多的惨烈扩大，在抢险阶段，我们需要的万众一心，把灾难度过。惨烈的场面看到很多，我们在报道的时候要有一定的筛选，包括看到尸体、房屋倒塌，包括看到灾民的表情和眼神，那些都是很绝望的，是不知道将来怎么办的无助的表情。我们不是把到处的尸体这种情况描写出来，我们需要挖掘救援中人性中最美的东西。

新华社《瞭望东方周刊》社会调查部主任、主笔孙春龙5月26日做客华商网嘉宾聊天室 

　　此刻我们不缺眼泪，要的是信心和勇气 　　

　　汶川大地震以来，对于救援部队、医护人员、志愿者、媒体等在一线忙碌的人们，还包括关注此次灾难的人们来说，眼泪是司空见惯的。一句话、一个表情都会让我们的眼眶瞬间布满泪水。

　　“我感觉现在缺的不是眼泪，我们每个人都会伤心和痛苦，都会感到绝望和无助，但是此刻我们需要的是信心和勇气，包括我自己。我做记者很长时间，我目睹过很多大的灾难，有很多次我真的很无助，我都有放弃的感觉，觉得在那个地方放弃是非常容易的事情，活着和死去是一秒钟的事情，让一个人坚持下去是很难得事情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所有人、灾民、外围的救援人员，我们要面对这个灾难，要让大家有活下去的信心，我们也一定要树立这个信心。

　　作为记者，我们也需要调整心态

　　“很多次我都想当逃兵，我需要看心理医生，需要调理自己的心理状态”。很多人也许不明白，除了灾民需要条理自己的心里状态，为什么记者也需要看心理医生？ 太多残忍的场面，对他们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压力。

　　“这次去了很多记者，在灾难面前记者亲历第一线也是一个责任，记者都踊跃报名去，很多女同志认为不去是白做记者。但我们对现场的危险性估计不足，有些记者就坚持不下去了，其实这是一个是心理素质的问题”。

　　“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考虑要真正团结起来。记得我们是在哀悼日之后，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聚会，有20多个记者，大家都很伤心，决定在成都放松一下，我以前是不喝酒的，那天也喝了很多，我们感觉心理特别的压抑。我们说好那天不谈工作，不谈灾区，不谈伤心。所以那时候是放松的。很多记者在灾区我们互相做鼓励，有余震来的时候，有预告的时候，我们都会集中在一起，互相鼓励”。

　　“面对余震，西安市民不必恐慌”

　　“见惯了‘前线’的地动山摇，回到西安这两天，我能吃能喝能睡。25日下午青川余震，我在床上，震的那几十秒，我动也没动。从另一个角度说，12号以后发生的，都是余震，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尤其在西安，希望大家用理性的角度看余震，不要恐慌。”

　　“我昨天（25号）回到西安，从高速上下来，感觉特别轻松，从来没有的轻松。回家后泡的普尔茶，繁琐的工序一道一道，但我觉得呆在西安、在西安平静的生活，是多么幸福的事。其实现在这种情况来说，我们安心的生产、生活，这就是对灾区的帮助。虽然说地震是突发的，不可预测，但我们要相信科学，经历了8级地震，小于8级的地震我们没有必要再害怕、再恐慌，更没有必要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。明天还要到一线去，我们还会和灾民在一起，我们会和更多的工作人员在一起，我们尽可能的调整心态，重建我们的家园”。

　　【震区小故事】

　　——我从四川返回的时候，去了汉中的略阳县，靠近甘肃，那个镇的一个村叫走马村，那个村的房子都倒塌了，我问他为什么会搬到安全的地方？那个老大娘是61岁，她哭着给我说，她一辈子建了3次房子，81年建了一次，81年什么事情倒掉了，建了一、两年时间，大树倒了就把房子也砸倒了，第三次房子又倒了，她就是靠挖草药等把这个房子建起来，她认为有房子就可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这次房子再倒了，她现在经济、体力上都不可能支持她再建一个房子，她对将来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看还有一个老太太81岁，房子都倒了，她从房子里面抢救出来一个棺材，我在帐蓬里面就看到一个棺材，陕西有这样的说话，她觉得这样的年龄再活不了多长时间了，觉得棺材就是她的房子。

　　——我多次尝试去汶川，进汶川第一是从都江堰进汶川，需要9个小时，第二个走西线，我到都江堰的时候，当时到都江堰走要走9个小时，我们就了解到有直升机到汶川，我第二天准备坐飞机去，第二天我们到机场后，一直跟他联系不上，他失踪了一天一夜，包括他单位、家人都把电话打给我，包括网上传言这个记者被埋了，他拿的卫星电话，他不可能不给单位打电话，最后发现虚惊一场，那个卫星电话不好使，当时他给我打电话我把他骂了一顿，当时要去汶川，结果飞了北川，那个团长是做过很多大型的活动，包括奥运会的保安工作，我就跟着他飞了北川，去的乡镇都是汽车到不了，我们去的时候拉食品，回来的时候经常拉伤员，当时给我说去的时候可以跟着去，回来的时候要拉伤员，当时特别恐慌，当时就没有时间考虑贼个问题，我上飞机前，我把我老总的电话给我家人发了，把我家人的电话给我老总也发过去了，都给他们发短信。

　　——到飞机上，我去的第一个地方叫北川的百灵乡，当时去了以后飞机降落不了，到飞机上感觉很明显，到山区的时候，第一次由于天气原因返回，第二次我们降落不了，地面上的电线杆和树特别多，我们以前看的凤凰卫视的记者采访的时候，看到螺旋桨打到电线杆上非常危险，我是第一次坐直升飞机，坐直升飞机危险性也比较大，给我说了很多注意事项，我到山坡上就看到老百姓挥舞着自己的衣服。那时候是比较紧张得时候，很多地方都是直升飞机第一次去，很多情况都不知道，我们拉的是食品，我在上面拍了很多镜头，回来在电脑上放大看，一个老太太背了一个竹篓，在那看直升飞机，在路上看到很多这种情况，但是直升飞机降落有严格的要求，没有办法降落，我们就把食品投下去。飞机有定位，包括飞的红白镇、北川县城都看的一清二楚。第二个就看到绿色和蓝色的帐蓬，特别大的帐蓬。后来飞到一个乡是石坊的风景区叫欢乐谷，在那地方有两个游客，他们一家有4口人，他母亲和孩子被解放军救出去了，他们两个被石头砸伤，有一个伤特别严重，我们把他们救出来。我记得我坐上直升飞机，我给他家人打了一个电话，他们跟外界根本没有办法联系，第一次打的时候电话断了，第二次打电话，感觉电话铃声一响马上就拿起来，我说：“杨雪找到了。”

　　——我哭过很多次，当时去了以后要拉伤员，我说我留在那里，幸好那天飞机又飞来第二次，飞机没有几个人，第二次我就回去了，我可以深入到乡里面去，当时听到两件事。第一是参与搜救的武警战士，当时在北川中学搜救，有一个战士给我说，当时在中学搜救的时候，去的时候他们听到废墟下唱歌的声音，老师在带领大家唱歌，他们就很快参加了搜救，这个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声音就消失了，他们也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，有很多人没有抢救出来，他们感觉到特别遗憾，我们这次看到很多解放军、战士衣服已经脏得不成样子，我们运食品去的时候，所有的战时都不能动，包括连包装都不能打开，战时要背很多的东西翻山越岭，没有一个战士退缩。我到一个灾民家里，他搭了一个帐蓬，有一个妇女50多岁，她在地上躺着，当时武警战士跟我一起去，我说战士把你背到直升飞机那，她说：“我不走”。我说：“你出去有人照顾。”她说：“她患乳腺癌已经到晚期，她怕她出去再回不来。这毕竟是我的家，我死要死在这里。”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劝她了，或许我们强行把她运出去，她会更伤心，那个时候我就很无奈，我就给她留了一点钱，只能那样离开。到灾区的时候，包括到一线的时候，很多都是70、80岁的老人，很多人他们连直升飞机都没有见过，绵阳都没有去过，他们觉得在这个地方死掉也好，这是他的家，老百姓重建家园的思想特别迫切。

　　——我们当时准备了很多食物，包括到成都，所有的矿泉水都没有，我买了军用的水壶，自己带的水，我们还要背很多帐蓬、雨衣，所以特别的沉，吃不是一个大问题，很多灾民挺过一、两天，食物都可以运到，空投食物都可以满足灾民的生活需要。　　

　　——这次志愿者是非常感动的，我是坐直升飞机进去的，志愿者都是步行进去的，我还看到西安的一个志愿者，他们参与到救援中让我们非常感动。在绵阳的体育馆，他们是14号出发的，当时北川的救援刚刚开始，需要的救援人力非常大，我在体育馆听到广播，凡是在北川的人，愿意回乡参与救援的志愿者，他们召集200名，因为他们对地形比较熟悉，当时我去采访了一个孩子的母亲，这个孩子在重庆上学校，回来得知他父亲和爷爷都没有找到，他报名参加志愿者，我当时采访他母亲，你让你儿子回去救援，你害怕吗？她说：“不害怕。”她儿子是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了，孩子的爷爷和爸爸都不在了。她儿子报名她实际很担心，她一直目送她儿子走了，他显得很坚强，为了家乡是他们的责任，全国很多志愿者都在那里集中。

　　——瘦是很正常的，不瘦是不正常的，每个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瘦下来，包括工作的压力和强度，包括饮食、心理压力，瘦下来是很正常的。我们是平面媒体，我们是每周一期，我们做了封面还做的一个专刊，在灾区没有休息和周末的概念，每天不停的工作，然后就想着下一步怎么办，要考虑很多事情，还要写稿子，都是非常紧张的，包括我在成都的时候上网，很多朋友都在成都，都没有时间见，包括外地的朋友，我们都约了很多次，有事情要谈，那个时候都没有时间见，大家都想着去一线。劳动强度，这10天时间写了5万字的稿子，我做记者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劳动强度。（乔静整理）